吕一民

1951年1月23日，几辆警车停在了北京西单牌楼辟才胡同口，民警下车后以最快速度冲进一栋房屋里。这样浩大的阵仗引起了周围居民的注意，他们议论纷纷，打听这户人家的情况。

没过多久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就垂头丧气，在民警的押送下走了出来。人群中有人认出了他的长相，惊讶地说：“是他，是李家那个老头，李善斋！”

这个“李善斋”究竟是什么人？他现在已经到了半条腿入土的年纪，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被捕？

其实此人的真实姓名并不叫李善斋，建国后，他隐瞒了自己过去的经历，改头换面在北京生活，他天真地以为，只要自己什么都不说，就能逃过党和国家的追责。

这个人，就是吕一民，他的手上沾染了无数革命人士的鲜血，更是曾经参与杀害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！

图|看书的吉鸿昌

1901年，原名吕鸿勋的吕一民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羊岗村，虽然父亲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但却给他留下了一个“少爷”的身份——吕家是村子里有名的富户，光房子就有近二十间，土地的数量更是以千为单位计算。

但这些钱并不是他们通过劳动赚来的，而是靠剥削底层的劳动人民积累的。吕家蛮横地霸占了土地之后，将地租给附近的青壮年耕种，等到秋收，他们狮子大开口，一张嘴就要农民上交全部收成的1/3，如果有人抗议或者拒交，吕家不仅会派家丁抢夺他的粮食，明年也不再提供田给他种。

对于庄稼人来说，没有土地，就是被断了生路，这些人没有办法，只能将自己辛苦种出来的粮食上交。

吕一民可以说是吃着劳动人民的血肉长大的，但他还不知足，认为只靠收租赚钱太“慢”。他认为做地主只能剥削附近的穷人，但要是当了官，就可以压榨更多的老百姓。

1925年，初中都没毕业的吕一民带着大笔的钱款来到河南临颍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找到升官发财的捷径了：他来到当地的一所学校，捐出大笔钱款，要求只有一个，他要做“官”。

图|旧社会的穷人

这所学校名叫“建国军官学校”，是土匪头子樊钟秀建立的，此人早年饱受黑暗旧社会的压迫，后来受到刘觉民的等革命党人的感召，从土匪变成了民国将军，忠心追随孙中山等革命人士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。

而樊钟秀创办建国军官学校的初衷，是为了招揽军事人才，呼吁全国人民投身抗日事业。但学校毕竟不是他在管理，校方的实际管理者在招生时收了吕一民大量好处，并且给了他一个班长的位置。

这恐怕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典型例子。

吕一民从进入学校后就开始打探各个学员的背景，经过调查，他发现这些人虽然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“泥腿子”，但也有一小批学员出身很好，和国民党的军政界有关系，吕一民记下这些人的名字，在日常生活中靠溜须拍马和他们搞好关系。

短短一年时间里，吕一民靠着自己媚上欺下的官场手段在学校里混得如鱼得水，他先是当上了第四集团军第十八教导团上尉副官，后来又成为了第十九集团军第五师的参谋长、旅长。

图|樊钟秀

身居高位的吕一民脑子里压根没有为国为民的打算，相反，他仗着自己大权在握，不仅经常借着征收军费的名义搜刮民财，还在负责为军队增购枪支弹药的的时候私吞大量军费。

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，吕一民带着在战争中搜刮的民脂民膏来到北平。他用这些钱为自己置办了一处房子，还养了小老婆。这个小老婆长得千娇百媚，很受吕一民的宠爱，吕一民甚至给她取了一个“雅斋夫人”的称号。后来，吕一民为了自己的仕途，将这个雅斋夫人亲手送到高官的床上。

由于家里还有个正妻，吕一民为了掩人耳目，化名为李善斋，平时见雅斋夫人时候总是遮遮掩掩的。所以，吕一民认为自己的这个身份没几个人知道，才会在建国后堂而皇之地继续顶着“李善斋”的名字生活在北京。

有了漂亮女人，也有了钱，吕一民依旧不满足。他几经辗转，和一个叫胡汉民的国民党人士搭上关系，成为了“新国民党别动队”的组长。当时老蒋还没有站稳脚跟，哪怕是在国民党内部，反对他的人也很多，吕一民认为蒋介石肯定斗不过国民党内的元老派，迟早会垮台，所以他提前站队，到时候好混一个“从龙之功”，加官进爵。

那么，曾经和蒋介石作对的吕一民为什么后来会成为蒋介石的走狗，负责执行暗杀吉鸿昌的任务呢？

在说清楚吉鸿昌暗杀案的始末之前，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吉鸿昌为什么会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。

图|蒋介石

吉鸿昌是我国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，他出身微寒，但是贫穷不能摧折他的傲骨，吉鸿昌为人正派，自幼就将“救国救民”谨记于心。1913年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毅然从军，来到了冯玉祥的麾下成为一名小卒。

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农民的儿子从此开启了他金戈铁马的一生。

没过多长时间，在战场上勇猛果敢、屡立军功的吉鸿昌就一路升迁，从一个普通的小兵坐到了军长的位置。

吉鸿昌手握重兵，却依旧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，甚至为了警醒自己不要被官场的丑恶作风腐蚀，他把“做官即不许发财”这句话刻在了瓷碗上，以此勉励自己和手下的将士，要求所有人谨记自己参军的初衷——他们打仗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到强权压迫，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。

图|吉鸿昌

1930年之后，吉鸿昌所在的队伍被蒋介石收编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蒋介石给他的任务不是抗击外敌，也不是保护百姓，而是前往河南潢川进攻位于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战士。吉鸿昌一听这个任务，当场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中国人怎么能打中国人！”

他知道自己身为军人，服从命令是天职，可他不愿意违反自己的原则。虽然不能正面与蒋介石抗衡，但是兵毕竟在他手上。所以吉鸿昌每次接到上面“剿共”的任务，总是表面上装成一副积极参战的模样，实际上挨都不挨红军一下。

除此之外，为了避免部队里的战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红军发生冲突，他派人在队伍里大力宣传“枪口不对内”的思想，要是遇见红军队伍，他就会命令手下的士兵丢下大批武器，以此协助红军与敌人战斗。

虽然蒋介石身在千里之外，但吉鸿昌所率部队的情况还是引起了他的怀疑。这一年5月，老蒋再次给吉鸿昌发密电，要求他领兵“围剿”驻扎在安徽金家寨内的红军，为了保证吉鸿昌服从自己的安排，老蒋还派了一个特派员过去。

特派员的工作表面上是辅佐吉鸿昌的工作，实际是帮蒋介石盯着吉鸿昌的一举一动。

图|吉鸿昌的人物素描

这时候的吉鸿昌已经下定决心弃暗投明，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和共产党内部人员多次联系。面对蒋介石的胁迫，深受共产党思想感染的吉鸿昌写下一句“国将不国，尔速醒悟，睡狮猛醒，领导民众”，坚决反对内战。

蒋介石得知吉鸿昌的态度后，立即撤了他的官职。这时候的老蒋其实已经有心杀了忤逆自己的吉鸿昌，但他最爱做表面功夫，担心贸然处置一心抗日的吉鸿昌会引起社会舆论，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借口要吉鸿昌考察军事，逼迫他离开故土，前往国外。

1932年1月，日寇集结兵力，大举进攻上海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。始终牵挂着中国情况的吉鸿昌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买票回国，抵达天津后，他和中共在华北的组织取得了联系。

同年4月，一直为了抗日事业奔走的吉鸿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党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抗日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1933年，吉鸿昌接受组织交付的任务，为争取抗日力量特地前往张家口面见冯玉祥。5月，冯、吉等人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案，于26日起义，宣告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正式成立，这支军队在筹划组建阶段时的6万元军费，就是吉鸿昌掏空所有积蓄凑出来的。

抗日同盟军投入战场后接连取得重大胜利，正面战场上频频传来的捷报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军民同胞们。但就在所有人欢欣雀跃的时候，恼火的蒋介石派兵进攻察哈尔，与日寇前后夹击，重创了抗日同盟军，才被收复不久的多伦再度沦陷。

蒋介石会有这种举动，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他根本无心抗日。1934年12月，《外交评论》这本杂志上曾经刊载过一篇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，蒋介石已经非常清楚地给出了自己的态度：向日本侵略者妥协，将军队进攻的重心放在共产党身上。

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这个可笑的做法，就是蒋介石一直坚持的。

图|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

吉鸿昌的态度刚好与蒋介石相反，因此，他成为了蒋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蒋介石眼看抗日同盟军失败，依旧没有停止自己的行动，他准备“杀鸡儆猴”，暗杀吉鸿昌，以此打压那些坚持抗日的革命人士。

一方面，他下达了通缉令逮捕包括吉鸿昌、南汉宸、宣侠父在内的革命人士，另一方面，他要求戴笠通知军统天津站长陈恭澍，实施对逮捕令上那几人的暗杀计划。

陈恭澍知道蒋介石这回肯定是动了真怒，要是他没有办法顺利弄死吉鸿昌，自己可能就要没命了。他赶紧联系了手下的情报组组长王文，商讨暗杀计划，就在陈、王二人犹豫执行这项计划的人选时，吕一文出现在了王文的面前。

王文说明情况后，吕一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自己往上爬的好机会，他早就把自己曾经做过“反蒋”工作的事抛在脑后，又是送女人又是送金银，请求王文替自己在陈恭澍面前美言几句，甚至手写了一份誓愿书拜托王文转达。

陈恭澍打开一看，里面通篇都是诸如“对蒋委员长绝对忠诚”、“不为名利，只为效忠党国”之类表忠心的话，他心里十分满意，同意了吕一民所恳求的加入刺杀吉鸿昌小组这件事。

吕一民带着侄子吕问友一起抵达天津，成为陈恭澍手底下的特务，他们的任务就是侦察吉鸿昌的活动范围。

图|陈恭澍

吉鸿昌刚回天津时，一家人就住在英租界中心花园附近的红楼里，他和党组织里其他成员将这里定为聚会地点，他们常常在深夜见面，探讨革命行动的开展工作，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则在外面替他们站岗放哨。

有一天，观察敏锐的吉鸿昌发现附近总是徘徊着一些可疑分子，他们虽然伪装成了小商贩，但是无论行为还是眼神，都不像在招揽顾客，更像是在偷偷观察红楼的情况。

这群人显然是盯上自己了！

吉鸿昌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，在和其他同志商量后，他们决定将聚会的地点改成国民饭店，吉鸿昌一家则搬到了墙子河外的牛津别墅居住。

地点的变动让国民党特务们前段时间的侦察工作全都白费了，陈恭澍气得将吕一民大骂一通，让他与吕问友分两头行动，一人继续搜索吉鸿昌的藏身之地，另一人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朋友任应岐。

陈恭澍认为，吉鸿昌要想做什么事，光靠自己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需要跟紧任应岐不放，一定能顺藤摸瓜找到吉鸿昌。他在安排任务的时候盯着吕家这对叔侄看了一会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这次要是再跟丢，你们就提着脑袋回来吧！”

图|任应岐

这句威胁把吕一民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赶忙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寻找吉鸿昌的下落。有一天，吕问友见任应岐出门，就远远地跟在后面，一路来到了国民饭店的二楼房间，果然见到了吉鸿昌的身影。当时，吉、任等几个同志装成来饭店里打牌的牌友，趁机商讨工作上的问题。

吕问友确认过情况后，立刻把这件事上报给了陈恭澍。

这对于想要实施暗杀的特务们来说，是个千载难逢的“好”机会。要知道，一心抗日的吉鸿昌在社会上是很有威望的，所以租界里有的巡捕会刻意关照他，保护他的安全，这也导致就算特务们找到了吉鸿昌等人开会的地点，也不能无理由地公开逮捕他们，否则租界里同情吉鸿昌等人的巡捕插手这件事，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

此时知道了吉鸿昌所在位置，而饭店房间只有一个出口，特务们暗杀的成功率将大大提高！

刺杀小组里的特务们倾巢而出，乘坐汽车以最快速度赶到了国民饭店。他们先让一名女特务带着她的侄女假装玩球，将皮球从气窗里丢进了吉鸿昌所在的房间，然后借着取回皮球的机会飞快地记住了吉鸿昌在牌桌上所坐的位置。

陈恭澍听完之后立即下令：“动手！”

图|纪念馆里租借巡捕的蜡像

吕一民叔侄两个带枪破门而入，趁着屋里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直接冲着女特务指明的位置连开几枪，但由于几分钟前几人恰巧换过座位，一名姓刘的联络员被子弹击中，当场身亡，而吉鸿昌的右肩受伤。

吕一民发觉自己杀错了人，心底狠狠地骂了句，抬手冲着吉鸿昌的位置准备再补一枪，吉鸿昌迅速地扑了上来，一脚踢掉了他手中的枪支。

这时候想要杀吉鸿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，更何况先前的枪声很快已经把饭店里的其他人引来，吕问友一看情况不好，急忙拉着叔叔一起逃了。吉鸿昌捂住受伤的肩膀，本来也准备趁乱离开，但他转念一想，现在自己已经暴露了，外面十有八九还有特务埋伏，要是带伤贸然行动，很可能会将组织的联络地点暴露，让革命力量蒙受巨大损失。

吉鸿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冷静地留在房间里，没过一会，早就和国民党特务勾结的法租界工商巡捕房的人来到房间，以发生枪击案为由逮捕了吉鸿昌。

图|吉鸿昌（右）和夫人胡洪霞（左）

1934年11月10日，国民党方面在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派郑介民为代表花费大笔金钱买通了法租界的工部局，让他们将吉鸿昌转押到当时被国民党操控的天津公安局。几天后，吉鸿昌遇刺这件事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各界人士纷纷展开营救行动，何应钦赶紧向天津方面发去加急电报，要求反动警察将吉鸿昌、任应岐与林少文（任应岐的连襟）押来北平。

在狱中，敌人使用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吉鸿昌，逼迫他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消息，但吉鸿昌始终没有屈服。

1934年12月24日，国民党方面依旧没能从吉鸿昌口中听到半句自己想听到的消息，蒋介石心里恨得咬牙切齿，于是发了一封加急密电给何应钦，要求他立即实施枪决！

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，吉鸿昌正在吃午饭，负责传令军法官得意洋洋地笑起来，以为他会被吓得痛哭流涕、低头求饶，却没想到吉鸿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“知道了”。

这些伟大的革命者们早就清楚，革命都是要流血的，他们很有可能会倒在胜利的前夕，但他们心甘情愿用自己的血肉作为基石，为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民铺出一条康庄大道，带领他们见证新中国光明的模样。

吉鸿昌从不畏惧死亡，并且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他像往常一样斯文地吃完了午饭，饭后，他向看守要了纸笔，给家中的妻子写了一封遗书。

在遗书中，吉鸿昌深情地写道：

“洪霞吾妻鉴：夫今死矣，是为时代而牺牲。人终有死，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，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，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，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，我笔嘱矣。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，以成有用之才也。家中继母已托二、三、四弟照应教(孝)敬，你不必回家可也。”

他停笔后，便在敌人的押送下大步走向刑场。当刽子手将枪口对准他时，吉鸿昌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“抗日万岁”、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一声枪响，这位抗日英雄的身躯缓缓倒了下来……

图|吉鸿昌的遗书

残忍的敌人在杀害了吉鸿昌后，存心要他死后不得安宁，不许家属将尸体带走安葬，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一头撞在了陆军监狱的铁栏杆上，以此表达自己的抗议与控诉。

特务们看着胡洪霞一头一脸的血，怕到时候惹出什么麻烦来，只好松口允许她带走丈夫的尸体，但前提条件是，胡洪霞必须交一万元作为“保证金”。

这根本就是敲诈！

但胡洪霞不能眼睁睁看着丈夫曝尸荒野，她将眼泪都往肚子里咽，变卖了家里的房产才凑齐钱款，总算换回了吉鸿昌的尸身。

至于吕一民和吕问友这两个罪人，他们在刺杀行动结束后就跟着陈恭澍回到了北平。得知叔侄二人的所作所为后，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连连夸赞，表现得极其欣赏，因为吕一民这种心狠手辣、油滑阴险的人，最适合在军统里当差。

有了戴笠的提拔，吕一民在国民党里当然是官运亨通，1935年，吕一民成为了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组长，他以为自己从此能过上舒心富贵的生活了。

然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正义虽然会迟到，却不会缺席。

图|戴笠

天津解放后，吕一民为了逃脱罪责，隐瞒自己的身份，住在以前购置的房屋里，从此深居简出。这种怪异的举动引起了周围老百姓的注意，他们纷纷质疑起了这个老人的真实身份，再加上吕一民嘴里时不时会蹦出两句反动的话，有人直接向公安局举报了这件事。

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逮捕了吕一民和吕问友，两人在审讯中对自己曾经的罪行供认不讳，1951年3月31日，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二吕死刑。

蒙冤多年的吉鸿昌将军的英灵，总算能够安息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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